中國衡器行業汽車衡+物聯網的發展視角

一、當前論述汽車衡+物聯網的主要兩個視角

1、從國家產業政策背景的視角論述衡器+物聯網

　 以此視角闡述衡器+物聯網的觀點，更多的是基于國家產業政策的背景和相關聯企業的大力推動和宣傳，從而引發傳統企業思考“要+物聯網”，衡器行業自然也不例外。

　　就國家產業政策層面，近年來相關部門陸續出臺了系列政策和激勵措施：如國務院2010年出臺《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標志物聯網正式列入國家發展戰略；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也再次明確“十三五”期間要促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廣泛應用。工信部2011年出臺《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將物聯網作為戰略新興產業納入國家發展戰略；2012年出臺《無錫國家傳感網創新示范區發展規劃綱要(2012―2020年)》，以加大對物聯網產業示范基地的財政支持力度和稅收扶持政策。發改委則聯合相關部門于2013年、2014年出臺《物聯網發展專項行動計劃(2013-2015)》和《關于印發10個物聯網發展專項行動計劃的通知》，以推動物聯網產業有序健康發展等等。

　　企業層面更多的是純物聯網*BAT加快和加大了對傳統產業的滲透，如美發、教育、、零售等人們日常司空見慣的行業，也使得O2O一時成為各資本大佬投資熱門；再加上小米手機橫空出世和奇虎360上市紐約，物聯網思維開始盛行。雷布斯“專注、口碑、快”七字真經和紅衣大炮“痛點、高頻、剛需”六字秘訣，則被封為圭臬，口口相傳。

　　由此可見，從產業背景下思考“要+物聯網”，但并未回答“如何、為什么要+物聯網”，更未清晰地闡述“+物聯網后究竟創造了何種價值？這種價值是為消費者還是供給者、是對行業還是社會？有多少人愿意買單和持續買單等”。沒有清晰的商業邏輯和模式，盲目對接，結果很可能就是陣亡。所以我們一方面可看到很多O2O公司雖喧囂一時，但已銷聲匿跡；曾獲“中國連鎖、軟件”稱號的一丁集團，企圖用物聯網改變零售業態，前布局新業態，則因盲目擴張于2015年年末破產；而另一方面亞馬遜體驗店又將零售業帶回實體店而非網店，雷布斯的小米也被從不提物聯網思維的華為越，被堅信實體店和渠道營銷等所謂傳統思維模式的OPPO、VIVO大幅度趕。

2、從汽車衡+物聯網帶來價值的視角論述衡器+物聯網

　 將物聯網技術運用到汽車衡領域，確實能帶來一定的價值。

　 衡器生產廠家可將帶物聯網功能的儀表，配上傳感器和秤體，作為一種差異化或的汽車衡銷售，為企業增加利潤；也可及時了解、動態把握終端汽車衡的使用狀態、稱重過程，有利提供快速的售后服務，確保售后安全，并為汽車衡和配件可能產生的質量糾紛提供數據支持；對于標配物聯網功能的衡器生產廠家，還可方便提供有關汽車衡業務、區域、、服務等數據管理和客戶關系維護。

　 使用帶物聯網功能的汽車衡終端用戶則可增加用戶體驗，可隨時隨地知曉、查閱、統計不同時間段或時間點的各種類型的稱重數據；可對稱重現場各種異?，F象及時管控，確保稱重數據的真實性和稱重過程的可控性；還可有利提升內部管理，減少人力配置，節約汽車衡的使用成本等等。當然對于汽車衡稱重過程中的作弊違法，內外勾結人為造假等不良現象，物聯網也有強化監控和預防等功效。

　 物聯網還可解決一些特殊場景的汽車衡稱重需求：比如跨區域、多網點或多臺汽車衡稱重，如何有效管理稱重過程，確保稱重過程的真實性、稱重數據的準確性和及時性，物聯網能以較低成本給予滿足；又如以貨車司機運輸次數計費的基建場合，業主方需低成本地快速統計、快速通行增加運輸效率，帶物聯網功能的汽車衡則可較經濟地滿足。同時，一些大型集團需流程無縫對接，減少人為操作和干預過程，以節約人力費用和確保稱重真實，用物聯網技術直接對接其內部管理系統和局域網，也是一個不錯的經濟選擇。

　 但由此推斷物聯網是衡器發展的技術趨勢，邏輯是否自洽則需商榷。因衡器+物聯網并沒改變衡器行業的本質，衡器是用來稱重計量，需要的是稱重數據的準確性、可靠性和穩定性，物聯網帶來的則是方便性和經濟性。同時，憑此推斷物聯網要改變行業生態，洗牌行業，或宣稱物聯網可幫助衡器企業從制造向制造服務業轉型，則更需用數據和邏輯證明其商業模式的可行性。

　 由此可見，上述兩種視角并未基于數據和商業邏輯探討衡器+物聯網，更多的是基于企業自身需要和特定目的。這樣的視角既不用關注行業自身的歷史和現狀，也不用去思考行業的未來發展，還可進一步模糊衡器+物聯網在產品開發路徑選擇上的差別，簡單地將+物聯網給以神秘化和神化。

二、從行業生態和行業發展的視角看待汽車衡+物聯網

1、中國衡器行業總體現狀：大還不強、分工模式為主

　 大：主要是中國衡器行業經過幾十年發展，已成世界衡器的重要組成部分且是世界衡器制造大國，上海衡器展覽會也因中國衡器行業的地位成為世界上專業、大的衡器展覽會。

　 不強：主要體現內資衡器企業產值上億的數量不多，行業總體毛利率和凈利潤率不高，行業總體技術水準以及規模衡器企業的技術能力，與歐美發達國家的要求和企業都還有較大差距。

　 分工模式：是上下游各自分工、抱團發展，一體化廠家極少。

2、中國衡器行業發展壯大內外部條件分析：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增長和世界衡器產業轉移、中國衡器行業的分工合作模式

　 改革開放帶來中國經濟達近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和世界二大經濟體的體量，是中國衡器行業發展壯大的重要外因和必要條件。因為拉動經濟高速發展主要是依賴基礎建設和房地產，而這些基建離不開衡器計量，故有巨大市場需求總量且能保持較高的需求增速。當然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和擁有世界上多人口國家，相關農作物、畜牧業等貿易單位和個體戶也需衡器計量，有利進一步提升衡器的需求總量。

　 世界衡器的產業轉移和國內分工合作模式，則促進了行業高速發展。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衡器還是機械秤為主，電子衡器是較的技術和產品，主要由日、韓、臺、歐美等相對發達國家和地區掌握。但這些國家的衡器企業卻面臨了發展困境：一是各國經濟體量有限，故衡器需求的總量有限。同時經濟發展階段已不再是投資拉動，故衡器需求的增速又有限。他們需尋找新的市場和需求，以解決企業發展和增長問題；二是人力成本也因經濟發展呈現加速上升態勢，進一步倒逼衡器產業需向成本更低的區域或國家轉移。中國改革開放無疑為外資電子衡器產業轉移的一個很好契機、突破口和產業轉移方向。但當時中國衡器企業的技術、資金實力、品牌影響力等都非常弱小，無法直接參與競爭。而分工合作模式、各自用好自身的資源和優勢無疑是好選擇：儀表、傳感器、衡器生產銷售，分工合作，抱團發展，共同參與競爭。正是這種模式促進了中國衡器企業的快速成長和中國衡器行業高速發展。

3、從行業生態和行業發展視角看待汽車衡+物聯網：中國衡器行業需要怎樣+物聯網。

　 大而不強，企業眾多，需求增速不振，行業利潤微薄，競爭加劇等是目前行業的現狀，而汽車衡+物聯網所帶來的方便性、經濟性、產品的差異性，則有利提升衡器生產廠家的利潤水平和整個衡器行業的利潤空間，因此衡器行業需要擁抱物聯網。同時分工合作模式又是中國衡器行業的基本和主流業態或行業生態，故衡器+物聯網的發展邏輯和物聯網技術開發路徑須基于行業這兩個基本點才行。

　 就物聯網技術開發路徑而言，有兩種選擇模式和可能兩種結果。

　 一種模式是利用物聯網技術，美其名曰做大數據平臺，提供服務推送，促進企業從制造向制造服務升級。這種模式的可能結果就是：眾多衡器生產廠家得到了物聯網，失去的卻是整個市場；行業生態可能結果是某個上游企業的進步，但卻是整個中國衡器行業的退步。

　 這種結果并不是衡器行業技術發展使然，也不是物聯網技術本身應然，而是本應屬于衡器生產廠家重要和有價值的資源：終端客戶，因使用此類物聯網產品而同時被上游廠家掌握，則上游廠家介入衡器生產和銷售則僅是時機問題。即便暫不介入，也可將終端利潤豐厚部分留給自己，衡器廠家就像韭菜一樣被割，再長再割。衡器廠家自身的利潤將會更加微薄，更無能力提升自身的制造能力、服務水平和品牌影響力，從而被迫進一步委身依附，做好車間主任。

　 另一種模式是用正物聯網技術，堅持“不做、不搶、不爭” 即“不做衡器，不搶終端客戶資源，不與衡器生產廠家爭利”的原則，將物聯網高權限交給衡器生產廠家。這種模式的可能結果是：上下游企業能在堅持分工合作的模式下擁抱物聯網，各自賺各自的錢，用好各自的資源優勢，共同促進中國衡器行業從“大還不強”向“既大又強”的方向發展。

　 企業需優勝劣汰，行業才能健康發展。但對中國衡器行業來說，這種優勝劣汰應以分工模式為前提，而非要通過上游企業介入衡器生產和銷售的整合方式完成。因為這種整合方式可能的結果只是：上游只能拉攏那些在自然競爭過程中已處于不利競爭地位的企業，去打壓那些發展態勢良好或有獨立發展愿望的衡器生產廠家，后的結果不是優勝劣汰，而是劣幣驅除良幣。

　　由此可見，衡器上游不直接介入下游競爭，專注于儀表和傳感器的技術進步，堅持分工合作、共同發展的模式，共享物聯網技術和產品，用足用好各自優勢，才是中國衡器行業+物聯網正確選擇，也是衡器上游企業選擇物聯網技術開發路徑的基本出發點，更是中國衡器基于行業發展和應承擔行業責任看待衡器+物聯網應有的視角，有且只有這樣，才能用好、用正物聯網技術，為企業、也為行業服務。

三、結論

　　中國衡器行業多幾家或少幾家既做儀表、又做傳感器且生產和銷售衡器的一體化廠家，對行業并無多少實質影響。但如沒有儀表或傳感器的專業配套廠家，則眾多衡器生產廠家可能只好依賴自身資金實力和微薄利潤自己開發，或投靠委身于一體化廠家獲得配件。如此，眾多衡器生產廠家的技術進步和能力提升則會顯得更加艱辛。中國衡器行業經過幾十年發展的“大還不強”局面，將有可能退化為“不大且不強”，而不是繼續發展為“既大又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