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磅+物聯網與共享地磅的簡要分析
------兼評靜態衡器領域上游企業切入下游的三種模式

一、分享、共享、共享經濟的淵源和變遷

從詞義來說英文 share 有分享、共享之意，同義詞有“sharing”、“shared”；而中文的分享與共享卻含義上有一定的差異。為討論方便，我們暫且忽略中文意義上的這種差異。“share”作為一種行為，恒古有之。在所有權不發生轉移時，將閑置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等臨時借給他人使用，在熟人社會里應是經常性的且并非一定是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如農村農具、自行車、汽車暫借他人使用等等，簡言之，一切借用和租賃的行為都是“share”。

“share”作為一種理論形態，始于上世紀 60-70 年代，集中于探討分配領域的革命以緩解資本與勞動對立，和回應關于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所帶來的社會制度變革的論斷，發軔于美國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Theodore W. Schultz (1962)、Gary Stanley Becker(1964)的人力資本理論，完成于馬丁•威茨曼（Matin L, Weitzman,）一書：《分享經濟：克服滯漲》（The Share Ecomomy: Conquering Stagflation ,1984），以借助分配領域的“share”克服西方經濟的滯漲和緩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固有的內在矛盾。至此，美國及歐洲眾多企業推出員工持股計劃、限制性股票、虛擬股權、期權等分配領域的創新制度方面的實踐。

“share”作為一種商業模式，始于探討協同消費，見于上世紀 80 年代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馬科斯·費爾遜（Marcus Felson）和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學教授瓊·斯潘思（Joel.Spaeth）論文（Community Structure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A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1978）。“share”隨著商品經濟的發育成熟，逐漸成為一種較普遍的經濟行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則從產權理論上進一步提供了理論支持和促進及擴大了此種經濟行為。而“share”進化為一種成功的商業模式，莫過于共享租車（Uber）和共享空間（Airbnb）給出租車行業和酒店業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得益于通訊技術、移動 LBS 應用、大數據、移動支付和智能終端等技術的發展。

“share”作為一種潮流和熱點并演進為共享經濟，是伴隨著“share”涉及的領域和范圍進一步拓展：從共享空間發展為共享時間（如時間銀行），從消費領域拓展到生產領域（如創客空間、分時租賃設備）、從耐用品拓展到日常消費品（如雨傘、充電寶等）。當然也因“share”在中國上升到一種政治理念：2016 年 1 月 18 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指出 ‘十三五期間’我們要將共享理念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把共享既作為發展的理念，也作為發展的行動；既作為發展的出發點，也作為發展的落腳點，共享也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的五大發展理念之一。同年 6 月 28 日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也表示“共享經濟是眾創經濟，人人參與人人受益”，進一步對共享經濟進行了解讀和肯定。

二、公磅+物聯網與共享地磅的關系

1．公磅本身就是廣義上的共享，共享地磅并非一個新品類、新概念

“公”本意之一就是面向社會、面向大眾，其反義詞是“私”。故“公磅”自誕生之日起，就有廣義上的共享之意。從這個意義上講，共享地磅并非物聯網+背景下的新品類或新概念，也并非物聯網+背景下誕生的新供給或需求，只是公磅在新時代下換了個新詞而已。

公磅的盈利模式類似于廣義共享中酒店的類資產模式。收入來自稱重次數/日、每次收費水平，成本來自于資產折舊、人工和維修成本、場地租金等。公磅是否可盈利或盈利水平則取決于此兩者的比較。

2、“公磅”換成“共享”概念依然是原盈利模式，不會有新模式。

就共享經濟商業模式而言，有兩種典型且成功的模式。

一是平臺模式：如滴滴打車、Aribnb 等。平臺提供者并不擁有共享物品的所有權，而是借助于物聯網點對點即時通訊技術、LBS 和 GPS 技術、網絡支付、評價系統、大數據及實時撮合機制，實現閑置資源的大化利用。對這個社會來說，它節約交易成本，減少信任成本（通過互評體系評價），因而創造了社會價值；對參與者來說，則能大化資產價值，提高資產的利用率；對平臺提供者來說，則可從交易中抽成獲利，當然重要的利潤來源是平臺的綜合價值：如為廣告商、金融保險、資金需求方等第三方提供價值、資金等。

一種是類資產模式：如摩拜、OFO 等共享單車。共享產品由共享模式的提供者提供，產品所有權也歸共享模式的提供者所有。消費者需要的是產品使用權而非所有權，提供者也因短期租賃產品的使用權而獲得收益，這是典型的重資產模式。酒店也是這種廣義上較常見的共享模式。從目前觀察來看，這類模式靠收取租賃費獲取收益的模式短期不可能盈利。2017年共有 19 家投身共享經濟的企業宣告倒閉或終止服務：其中包括 7 家共享單車企業、2 家共享汽車企業、7 家共享充電寶企業、1 家共享租衣企業、1 家共享雨傘企業和 1 家共享睡眠倉企業等等就可知曉，剩下的玩家是背靠大資本支撐，目的不是共享而是獲取流量，因為流量的獲取成本現在越來越貴，越來越高。

從模式類似性來說，公磅或共享地磅屬類資產模型而無法成為一種平臺模式。一是其本身規模是有限的，很難像個體消費者一樣具有海量的客戶和海量數據價值；另一方面，公磅成共享地磅概念后并沒增加新需求或滿足有大量的潛在需求，因為需要公磅計重的需求量并不會因為公磅變成共享后而增加或減少。可從需求端再展開分析，其需求主要有幾類，一類是比較集中且稱重較頻繁的場合，如農作物集中收購；一類是稱重物品較貴重但不頻繁的企業主或個人，如企業每月需要購買鋼材；一類是純粹零散性且非集中性的需求。、二類需求，肯定已有公磅提供服務，否則經濟活動都無法展開；第三類的需求量則并不大。由此可見，當公磅換成“共享”地磅的概念，并不會增加新的潛在需求，各區域公磅各自所覆蓋的范圍和服務的對象并不會因+物聯網而擴大和增加。

3、公磅+物聯網的本質并非共享，而是產品的一種升級

公磅升級為+物聯網后，能增加客戶的稱重體驗，提高稱重過程的管控，減少稱重管理的成本，同時還可做到稱體的預防性維修等等，故對有此類需求的衡器生產廠家和衡器終端用戶來說，這種產品和技術升級還是有較大的價值。但這種變化與汽車衡+物聯網的性質是

一樣的，和所謂的共享經濟或共享商業模式并無關聯，或者從廣義的共享定義來看，公磅本身就是共享，并非因為+物聯網才是共享。其盈利模式依然是資產投資模型，而非共享經濟的盈利模式，也不可能誕生出新的其他盈利模式。

因此，與其說物聯網+公磅是共享經濟在靜態衡器領域的一種應用，不如說作為廣義上的共享產品即公磅借助于+物聯網所帶來的一次產品升級。

三、公磅+物聯網為上游企業切入衡器終端又提供了一個新途徑

靜態衡器行業是分工合作模式，這種模式是中國衡器發展初期階段的必然，它促進了中國衡器企業的技術、資金和品牌等積累，也促進了中國衡器行業的發展壯大。衡器上游企業要切入下游，無非三種方式。

一是自建或合建衡器生產廠家，即直接一體化切入終端。鑒于衡器需求具有區域性的特點，這種方式切入衡器終端有很大困難。如選擇在需求量非常大的地區，則此區域的衡器生產廠家本來就是上游的主要客戶，故此選擇就意味著要直接與自己的主要客戶直接對抗，風險很大；如選擇在需求量不大或偏遠地區，則與大客戶直接對抗風險是減少了，但因需求量不大故投資又不合算。

一是利用資本紐帶，借助衡器廠家渠道即中介切入終端。具體操作方式又可分兩種，一種是讓衡器廠家入股上游廠家，另一種是上游廠家與衡器廠家合資或設立新公司。其共同的特點是借助于合作衡器廠家來打壓、洗牌其他非合作衡器廠家，從而達到整合行業和切入終端的目的；不同點則是入股的方向不一：讓衡器廠家入股上游廠家的難點是衡器廠家在上游廠家的股份比例非常小，無法參與或決定上游廠家的企業決策，故很難真正達到戰略上的認同和行動力；而讓上游廠家入股下游廠家，則存在估值上的不可操作性。因為下游廠家在經營上與上游廠家相比，規范性較差。同時也因規范性的提升，會帶來合作總體收益的受損而不是增加。故此模式在商業上很難不成功，但因+物聯網的產品特點和通過技術路線的選擇，可讓上游廠家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去直接切入有價值的衡器終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一是借入產品和廣告的模式直接切入終端區域。公磅無疑是一個好的切入口，共享則又增添了更好的說辭。衡器生產和銷售廠家有價值的部分就是擁有終端客戶的信息和服務的及時性以及當地終端客戶對本企業的認可。假若在某地區有一個共享地磅，它能讓更多的終端客戶去使用，并讓他們相信和感知到這地磅的稱重數據準確、可靠。這無疑是好的口碑和好的廣告，而且還有鮮活的案例擺在面前，我想這個地區需要“私磅”即自購地磅的客戶，一定首先想到的并希望購買的地磅肯定就是提供這家公磅的廠家。所以上游廠家如以自身品牌切入公磅領域，就等于直接介入或為未來介入該地區衡器銷售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綜上所述，公磅一旦被包裝成共享地磅并強行嫁接熱點：共享經濟，則易轉移衡器生產廠家的關注點。如衡器廠家不跟隨，則會背上不與當前經濟熱點接軌、思維落后之名；如跟隨，則上游廠家就悄然無息地借衡器廠家之手進入了終端市場，并將未來衡器的銷售和推廣的陣地直接設置在衡器生產廠家的家門口。故為構建健康、持續發展的衡器生態鏈，中航、耀華堅持將“高權限歸于衡器生產廠家”的物聯網技術路線，堅持“三不原則”，做好技術后盾，讓衡器生產廠家都有能力將衡器和地磅都+物聯網，讓整個衡器生態都能真正共享到更好的技術和產品。